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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潘向黎:作家是容易“失戀”的人

一身旗袍,素履而至,伴著《梅花三弄》的古琴曲,潘向黎身上的古典氣息自然地彌散開來。9月22日,作家潘向黎與路明來到上海作家書店,與讀者分享了他們進入文學的方式、寫作的喜悅、寫作的困境以及與文學有關的有

一身旗袍,素履而至,伴著《梅花三弄》的古琴曲,潘向黎身上的古典氣息自然地彌散開來。9月22日,作家潘向黎與路明來到上海作家書店,與讀者分享了他們進入文學的方式、寫作的喜悅、寫作的困境以及與文學有關的有趣故事。


9月22日,作家潘向黎(中)與路明來到上海作家書店。攝影 劉欣雨

作家可以被“培養”嗎?

一直以來都有這么一種說法:“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潘向黎表示,她初入大學時,也曾聽過類似的說法。那時老師告訴他們,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培養的是教授、評論家一類的學者型人才。

“老師告訴我們,一要好好讀書,于是列了一堆書單,留了大量的閱讀功課。二是不要蠢蠢欲動,不要輕易嘗試寫一些東西。”心懷疑惑的潘向黎又去詢問同為中文系教授的父親,也得到了相似的答案。至此,“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傳統,成為潘向黎心中一個“確鑿的懸案”。

盡管失望于這一傳統,但噴薄而出的寫作欲是不可能被輕易壓制的。于是她決定在暗地里偷偷創作。后來她漸漸發現,中文系課堂里“為那些培養學者做的準備”其實對于成為一名作家也是很有好處的。

經歷了多年的文學跋涉,潘向黎被許多創意寫作專業的年輕人都追問過類似的問題,她給出的答案坦誠又直接:作家是可以培養的,但好的作家是天生的。

作為從小到大的理工男,路明也有過類似的感受。他曾謹慎地將部分文字放到人人網上,受到不少陌生網友的鼓勵,一鼓作氣之下寫出了第一本作品《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

但寫第二本書的時候,過程卻不甚明朗。“所以我當時就產生了一個想法:我們身邊大多數人只要愿意,寫第一本書是比較容易的,把自己的親身感受和第一手資料記錄下來就行,但要寫第二本書,可能就需要一些寫作方面的技巧。這大概就是一個業余寫作者與作家之間的區別。”路明說。

從第一個字開始就在出賣自己

寫作對每個人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在潘向黎看來,人與寫作的關系大約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視寫作為生命”,只要活著就不停筆,其他身外之物都不能帶來真正的滿足。典型如路遙、陳忠實,一旦動筆,就進入了一種高速燃燒的狀態,甚至于忽略身體的任何警報;第二種是“以寫作為生”,這樣的人也許愛寫作,也許沒那么愛,但恰好有這方面的技能,又與工作匹配,便以寫作維持生計;第三種則是“把寫作當成終身愛好”,潘向黎表示自己就是那第三種人。

“它(寫作)就是我的一個‘親人’,比朋友還要好。朋友雖然談得來,但兩三年不見面,電話聯系也行,但親人的話兩三年不見面是不行的。”潘向黎說。

在處理自身與作品的關系時,潘向黎坦言,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作品,作家都是無處躲藏的。讀者會通過文字形成一種感覺,使很多東西不言自明,作家與讀者逐漸在相互周旋中接近無限透明。

“不要以為虛構的(作品)就好藏起來,我覺得沒用,從第一個字開始,作家就在出賣自己了。為什么寫這個故事?為什么從這個角度寫起?為什么第一個奔入你腦海的詞是這個不是那個?讓不讓這兩個人在一起,為什么是這兩個人?”在潘向黎看來,文字中的一切無不充滿了作家本人的選擇。所有的價值觀、審美觀早在開篇就暴露無遺。只要讀者選擇閱讀,這種窺探幾乎是難免的。


作家是容易“失戀”的人

潘向黎的創作被認為具有游弋于“60作家”與“70作家”之間的多重介質,尤擅書寫浮華都市生活中女性心靈富有質感的一面。她的長篇小說《穿心蓮》就是一次完全而充分的展示。

潘向黎提到“穿心蓮”的文學隱喻,“蓮子把心去掉之后還是完整的,但其實已經毫無希望了,不會再開出蓮花、結出果實,我正是用它來比喻一種毫無希望的愛情。”

“我覺得作家也是經常‘失戀’的人。”在潘向黎眼里,作家這個職業有“兩大不好”,第一是過于敏感,時常因為對生活的不滿而處于‘陣發性職業失戀’之中;第二,作家的思緒經常被瞬間激發,以致不能在與別人的交流中給出正常的反應。

潘向黎談到自己在為陳忠實寫紀念文章時,憋了半肚子的眼淚,只為把該說的話說清楚,在有限時間的高壓下,她接連引發了胃痛、嘔吐、心絞痛,身體系統完全崩潰。“從這個角度上講,寫作真是一個很糟糕的職業,它會對你榨取得非常多。”

“感情的水流達到一定程度,會沖開理智的閥門。但在‘沖開’的同時,一篇渾然天成的文章也就自然地流到紙面上。整篇文章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早就有的。”潘向黎說。

最后,提到自己最喜歡和對自己影響至深的作家,潘向黎坦言,前者范圍廣泛,唐代的李商隱、王維,宋代的蘇東坡、辛棄疾,清代的曹雪芹,現代的汪曾祺都是如此。但要說起對她的寫作影響最直接的作家,還要數《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的作者張岱。

張岱對潘向黎的影響不只在寫作風格上,更多的是影響了她的寫作觀、人生觀。“作為明朝遺老,國破家亡之后,他知道寫作不可能改變命運了,便借此回憶過去的生活。那時我才恍然,原來文學的起源可以是這樣的,不包含世間的考量,只是源于一個人在絕境里的無路可走。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寫作者最純粹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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