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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當代歷史學研究的幾種新取向

2015年5月,我和黃寬重及呂妙芬教授,聯合進行了“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劃(2010-2014)”。這個計劃主要在延續2005年所進行的“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劃”,針對


2015年5月,我和黃寬重及呂妙芬教授,聯合進行了“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劃(2010-2014)”。這個計劃主要在延續2005年所進行的“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劃”,針對近五年臺灣地區歷史學門的熱門研究課題與重要研究趨勢進行分析,以供學界參考。

這項計劃最初構想是擬在2005年既有的研究調查基礎上,針對歷史學門各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進行分析。計劃將針對世界范圍內的歷史學門的最新研究方向進行調查,礙于時間,我們先以近五年的臺灣地區內研究成果為主。這項計劃的調查方向,在臺灣地區分為科技部門歷史學門專題研究計劃、四所頂尖大學人社中心研究成果、熱門研究社群、學會發展、專書及期刊的調查。臺灣地區外則分為國際會議重要議題、期刊研究綜述的搜集、大型國際計劃調查等。

經過上述的調查,我們提出了十個熱門及前瞻議題供學界參考:

一、情感的歷史

情感史的開展將歷史研究的重點,首次從理性轉到感性(愛情、憤怒、激情、嫉妒等)的層面,有學者認為這代表“歷史研究的一個嶄新方向”。舉例而言,性別史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史家對愛情和婚姻的研究興趣,成為情感史的一個重點。當今史家更關心的是如何在各個單一的文化中,將情感的種種表現“深度描寫”,找出其中的文化含義,而不是居高臨下、品頭論足。更有學者注意“情感的團體”,探討人們在家庭、教會、學校和單位等場合,情感表現差異。

有關情感史的研究,可參考《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情感的歷史研究”的紙上論壇(2012/11)。學界關注的課題有心理疼痛、抑制疼痛的阿司匹林與情感、近代生產的產育之痛。有的學者則以跨學科的方式討論如何透過物質文化來理解情感史,例如紡織品、肥皂或繪畫,這部分可以參考2013年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Emotional Objects: Touching Emotions in Europe 1600-1900”。此外,戰爭與情感也是學界關注的重點,透過愛、悲傷、憎恨與恐懼等情感,探討與戰爭的修辭、經驗與記憶的聯系。

此外,可以探討的重點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電影與藝術中的情感再現、情感與記憶、情感與資本主義市場、身體與空間中的情感。這部分可以參考Peter Gay的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五卷本研究,特別是《感官的教育》這一冊。研究者也可從情感延伸至感覺的文化史,例如嗅覺、味覺與聽覺的感官歷史,可參照法國史家Alain Corbin的氣味的文化史名著《臭味與香氣》(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最新一本可參考的著作是《情感學習:百年來,經典文學如何引導孩子認識感覺、學習情緒》(貓頭鷹,2018)。本書探討的重點為,從19到20世紀,這些來自德、美、英、荷、法等國家,共一百多本暢銷兒童文學與三十本教養手冊,如何傳遞情感的意義,引導兒童學習情緒。

在中國史方面,已有學者開始從歷史角度,描述一個以情感為中心的都市群體,如何從1930年代的媒體事件中獲得巨大的道德力量。為什么“情”在30年代中國的公眾的形成中發揮作用?情感、家庭美德及性愛等私人領域,在國族、城市公眾、現代公義理念、性別化的主體的建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不只在近代,有關情的討論可上溯傳統帝制時期中國,例如明清帝國崇尚貞節,通過四處為節婦立牌坊、撰寫傳記、封賞家屬鄉親的方式,來紀念和弘揚婦女的貞節美德。而朝廷也通過對忠臣孝子的獎賞,有效地表明男性為孝而引起的悲傷和哀悼之情,被認定是可敬的情感形式。因而,在某些情境下,倫理情感比法律更具有道德優越性。例如有學者探討晚期帝制中國時,朝廷在處理血親復仇案件時,將孝行當作是豁免殺人罪的依據。


志潔行芳坊(上圖)是目前已知的福建省內建成最晚的貞節牌坊。圖片來源于福建日報。

二、閱讀、書籍與出版文化

閱讀史與出版文化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強調閱讀的“接受”。閱讀史的界定一方面與寫作史區隔,另一方面又與過去的書籍史(書籍商業史、書刊檢查史)相比較。學者們注重研究讀者的角色,探討閱讀習慣的變化及印刷的“文化用途”。有的學者則探討個別讀者對文本的反應,也有通過宗教審判所審訊的回答來進行研究。甚至探討閱讀行為的改變,像是十八世紀的“閱讀革命”。

研究者可以關注書籍史家較少探討的出版活動與書籍文化層面及其時代(圖書出版與銷售活動),旅行指南的書寫及出版與旅游文化的關聯性,甚至關注性別、閱讀與出版的關聯。像是2015年亞洲研究學會(AAS)的李文森獎,頒給了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何予明(Yuming He)教授。得獎著作是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該書討論的是晚明的書籍與出版文化。此外,除了印刷文化外,傳統中國的在印刷術出現前的寫本文化,亦可思考閱讀與書籍的關系。


漢文寫本,圖片來源于網絡。

三、文化相遇

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是近來成長快速的研究主題之一。“相遇”(encounter)一詞的意涵,指的是一種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間的接觸,以及意識性與隨機性的跨文化互動。研究課題和以往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關系史的視角不同,重點在區域、文化邊界與文化交往,以及文化碰撞中產生的誤解。此外,我們也看到學者有時會用“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來置換。

有關這個課題有兩個重點,一是“他者”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強調歐洲對他者的建構,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針對歐洲人的自我建構所形塑。因此,我們會發現,中西文化接觸的研究中,并非單純地由歐洲中心轉向地區文化而已。

需要思考的是,在獲致平衡觀點的結果,強勢的地區文化該如何處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論。學者認為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西文化相遇的研究,不可避免的要從西方歷史學方法論的轉向文化史的取徑來作理解。這方面的課題有:圖像與跨文化交流、人物流動、中國與周邊國家、海洋史、貿易與知識交流、知識與帝國、博物學與物質文化。

四、歷史記憶

法國史家Pierre Nora曾說記憶研究不是要復原或建構歷史,也不是回憶過去的歷史,而是關于過去的現在記憶,只殘存在一些“場所”中,他稱為“記憶所系之處”。如何透過“歷史與記憶”的課題來書寫歷史成為當代史家關注的焦點。

在法國史的例子中,我們可以見到“七月十四日”、《馬賽曲》、“自由、平等、博愛”、圣女貞德、艾菲爾鐵塔、環法自行車賽及“普魯斯特之追憶似水年華”等課題。記憶不僅是思念消逝去的往昔,還是對自身主體的確認。怎樣記憶?怎樣忘卻?記憶從一個個體傳遞到另一個個體,如此不斷擴散與互動,使得記憶由個體變集體。在此意義上,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稱個人記憶就是集體記憶。


莫里斯·哈布瓦赫是法國一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涂爾干的弟子和年輕同事,開創了集體記憶理論。圖片來源于網絡。

研究者可以透過儀式、紀念物、紀念碑、博物館、紀念館、墓葬、公園、博覽會、戰爭之旅等主題,研究如何透過地景或空間來記憶過去。此外,戰爭與記憶也是記憶研究的重點,可以探討民眾如何透過重要的政治與軍事物品或個人的傳記與日記,來記憶與見證戰爭的公與私領域。例如二戰的重慶大轟炸、殖民體制下臺灣的空襲記憶、內戰,或者是歷史上有關戰爭與屠殺的課題(納粹、亞美尼亞、非洲及伊拉克種族屠殺等)。此外,也可以從記憶與文化資產、記憶與日常生活、記憶與創傷等角度探討歷史記憶的課題。

五、全球史視野

近來史學界繼“文化轉向”之后,掀起一波對全球史的關注,有學者形容為史學界的“全球轉向(global turn)”。全球史的視野提供史家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相關課題有:分流、合流、跨文化貿易、物種傳播與交流、文化碰撞、帝國主義與殖民、移民與離散社群、疾病與傳染、環境變遷等。全球史的研究取向并未否認民族國家的重要。

相反地,它強調透過探索跨越邊界滲透至國家結構的行動者與活動,全球史跨越了國家、地方及區域。然而,全球史或全球轉向不應該只是提供給學者們一種更廣的歷史研究視野,還必須提供一種更好的研究視野。雖然全球史在研究課題上是跨國的,但國家研究不該被拋棄,國家史值得根據全球化的力量如何影響民族國家進行再探。

全球史不意味著就是要以全球為研究單位,而是該思考如何在既有的研究課題中,帶入全球視野。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采取以下幾種模式,例如:(1)描述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各種類型的“交往網絡”;(2)論述產生于某個地區的發明創造,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反應;(3)探討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響的相互性;(4)探究“小地方”與“大世界”的關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圍的專題比較。在研究課題上,也可以就以下幾個子題來思考。例如帝國、國際關系、跨國組織、物的流通、公司、人權、離散社群、個人、技術、戰爭、海洋史、性別與種族。

盡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們,全球史取向對于史學的沖擊或許會過于夸大。無論我們如何思考民族國家過往的道德,或者其未來的可行性,無疑地,民族國家仍然代表一種重要的社會及政治組織的歷史形式。總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時,我們不用把民族國家史的敘事棄之不顧。雖然民族國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歷史的最常見分析單位,但仍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全球取向可以提供給那些國家史研究者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視民族國家只是一種特定歷史。

1979年,英國史家Lawrence Stone發表《敘事的復興》一文揭示微觀史學與敘事史學的回歸,近來David Armitage仿效Stone的方式,也寫了一篇《長時段的回歸》,暗喻大歷史與全球史時代的到來。Armitage認為,歷史學家是眾所周知的流浪者,相對于其他學科,他們更樂于左右轉彎。在過去五十年間,美國內外的史學界出現過好幾波歷史轉向。


康拉德《全球史的再思考》,圖片來源于豆瓣。

剛開始的變化是社會轉向:“自下而上”的審視歷史,遠離菁英的歷史,并轉向普通人、平民、被邊緣化或被壓迫的人的經歷。在這之后有了語言學轉向,又可稱為文化轉向或文化史的復興。最近的一波則是康拉德《全球史的再思考》所探討的超越國別史的變化,像是跨國轉向、帝國轉向以及全球轉向。在Armitage看來,不管你是支持還是懷疑,不可否認地,“轉向”這一語匯包含了思想的進步。作為一位世界公民,我們不僅要跳脫傳統的民族國家史觀,將自身的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待,更要多加接觸全球史著作,以了解世界歷史的演變。

六、帝國與國家

人類歷史的政治發展上,民族國家是常態?還是帝國是常態?事實上,帝國是古今中外最持續不衰的權力形式與政治單位。在新帝國史的影響下,過去的中心與邊緣不再是固定的,值得再重新思考傳統帝國如唐、蒙元在東亞與世界史中的新的定位與意義,也可以從臺灣的明清史研究角度再檢視“新清史”的“內亞轉向”的研究特色與局限。透過域外文獻來看明清帝國也是跳脫中國中心觀的取向之一,大量的《燕行錄》提供了我們很好的觀看數據。傳統帝國的課題除了關注邊界之外,亦可從帝國內部的角度探討政治、制度、社會與文化的問題,例如易代之間的士人際遇、忠義、遺民、文人書寫等課題。


《燕行錄全集》,圖片來源于豆瓣。

此外,研究者可以思考近代帝國的發展對國家的日常生活、社會組織及社會運動史的影響。例如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可以從比較的觀點來探討殖民地的統治特色,例如技術、觀光及博覽會的課題。更可以從帝國的框架來探討技術與近代東亞發展的關系,例如:牛乳的使用、母乳,甚至代用品豆漿的出現;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蔗糖技術發展;又或者是肥皂、味素、農藥制造與在東亞的流通與近代日本化學工業也有密切關系。

近來新帝國史研究也提供我們從結合世界史與社會史的角度,去思考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轉變。例如十九世紀末期出現的一種新觀點:“規訓”帝國臣民意味著使大眾文明化(從衛生學、大眾教育的角度來說),而不僅僅是培養菁英階層。帝國的規訓既會帶來普遍性的政策也會引起反抗,研究者可以將社會史與宏大敘事聯系起來,所探討的不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擴張,也不是資本主義加現代國家的構建。研究帝國的歷史,不該只是一個偏向一邊單方面的故事,永遠只獨厚一個聲音,而是該把帝國看成是一個充滿互動的整體,一個內部互相關聯的大世界。

七、環境與歷史

盡管環境史的問題意識架構常受限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但有時還是會超越邊界,將焦點集中在氣候、疾病、海流、資源商品的流通。當我們開始逐漸關心全球氣候變遷、稀有能源資源、生物多樣性及干凈的水資源時,可以將視野擴展到以往環境史較少關注的外交或世界史的視野上。

研究者可以關注全球環境史的議題,像是以下四種類型。一是世界環境史,例如John McNeill, Donald Hughes的作品。二是以某個專題為主,從世界的范圍進行研究,如Richard Grove、Joachim Radkau、彭慕蘭等人的著作。第三種是把環境史與世界史融為一體的著作,例如McNeill父子合著的《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英國環境史教授阿梅斯拖的《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系》(Civilizations, 2000)及《世界:一部歷史》(The World: A History, 2007),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的《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


英國環境史教授阿梅斯拖的《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系》。圖片來源于豆瓣。

最后一類是強調“大歷史”,把人類史放在大爆炸以來的地球環境演化中研究,例如克里斯蒂安的《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 )、Cynthia Stokes Brown的《大歷史》(Big History, 2007)。

此外,環境與歷史關心的議題還有:水資源、戰爭與環境、動物的歷史、疾病與環境、能源、森林、國家與環境、工業化、污染等課題;亦可結合傳統中國史研究中的歷史地理(制度、交通)、農業史的研究成果(水利)。

八、科學、技術與醫療

除了醫療社會史或文化史的取向之外,也可以參照前述“全球視野”的主題,探討全球醫療史。醫療史學者Harold Cook認為如果我們借鑒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思考從不同的角度看醫學史。他認為關于植物學和醫學的數據,以及針灸醫術,都像商品一樣,也會沿著貿易路線從亞洲傳入歐洲。

通過貿易公司和傳教機構促使人員、技術、訊息、商品甚至疾病的相互流通,說明全球轉向的重要性。相對的,國家與“文明”并非主角。戰爭與醫療的課題,可探討的有戰爭的危險、戰爭對醫學進步所扮演的角色、戰斗人員的醫療照顧、戰爭與精神醫學,以及戰時平民的健康與照護。

受到新帝國史的影響,學者們也開始探討殖民的脈絡,拒絕中心與邊緣的二分法,認為它不僅促成熱帶醫學等新學科的發展,也影響了歐洲的實做與觀念。探討的課題有:種族與醫學、帝國與疾病、殖民醫學、熱帶醫學、西方醫學與開發中世界。此外,近來科學史研究也開始注意到技術史的層面,尤其是技術的歷史與近代東亞社會現代性的形成的關聯。像是:日本帝國在近代殖民過程中的技術史,與公共衛生防治有關的除蟲化學藥劑的問世。或者是與食品衛生及健康有關的味素的制造,也是與化學技術的變革及產業的推動有關。

九、新史料與歷史書寫

新史料與歷史書寫有密切關系,尤其是考古與新發現資料對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近來的新史料與歷史書寫的課題有:馬王堆畫帛、考古墓葬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里耶秦簡》與秦代史 (官制、歷史地理、社會史、文書、郵驛制度)、魏晉南北朝的墓葬、墓志與壁畫、明抄本北宋《天圣令》、《至正條格》與法律史,以及明清域外漢籍與跨文化交流研究。在近代史新史料方面則有“蔣介石日記”的開放。


馬王堆漢墓帛畫,圖片來源于網絡。

除了考古數據與新史料的發現之外,數字時代的歷史學的一大特色是數據庫的使用,如何透過數據庫的妥善利用進而發展出新課題與新視野,值得深究。近來各個國家圖書館與研究單位都在積極開發歷史資料的數字化。例如:“中研院”的“漢籍電子文獻”、“中研院”史語所的“內閣大庫檔案”、“拓片典藏數據庫”;“中研院”近史所的“婦女雜志”、“英華字典”;“中研院”臺史所的“臺灣研究古籍數據庫”、“臺灣日記數據庫”;臺灣圖書館的“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故宮博物院的“清代宮中檔奏折及軍機處文件折件全文影像數據庫”。地理空間方面的數據庫有“中研院”人社中心的“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數據庫”、“臺灣歷史文化地圖”。

目前學界透過這些數據庫進行歷史書寫的例子相當多,例如利用日記數據庫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除日記外,另外引起學界重視的是“申報數據庫”、“晚清民國期刊數據庫”及“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尤其是后者吸引許多學者進而利用數據庫中的“關鍵詞”研究“觀念史”。報刊數據庫也是近現代學者研究社會文化史課題的重要數據源,例如國外婦女史學者已經在利用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數據庫中的幾種報刊《玲瓏》、《婦女雜志》來研究近代中國的性別史、社會文化史。

十、大眾史學&公共史學

史家Jorma Kalela近來在Public History Review探討了當代史家制作歷史的新管道,文章開頭引用Hayden White的一句話相當引人深思:“沒有人擁有過去,也沒有人可以壟斷如何研究過去,或者是如何研究過去與現今的聯系……今日,每個人都是歷史學家”。在這個人人都是史家的年代,歷史已成為商品,歷史消費者可以透過物質媒介接觸歷史。大眾不僅可以透過學院史家掌握歷史知識,也可以藉由大眾文化發展趨勢下的虛擬轉向(virtual)與視覺轉向(visual turn)接觸歷史及發展他們自己的敘事、故事及歷史經驗。

非學院或非專業歷史──所定義的大眾史學──是種復雜的、動態的現象。然而,與過往接觸有關的大眾史學,卻缺乏全面性地探討。這常因為是專業史家不重視各種通俗歷史,可從對大眾的批判與強調上下層對立二分的模式看出端倪。專業史家偏向以理論來討論歷史的角色與本質,以致大眾史家以及通俗媒介對歷史的理解,長期來一直處于邊緣位置。近來華文世界相繼關注1970年代以來就在美國發展起來的大眾史學,雖然名稱用法不同,但都反映出這波學院史學之外社會實踐走向的變化。研究者可以探討的方向有博物館、口述史、大眾史家、學科發展、地方史、網絡、影像、歷史記憶、文化資產及出版市場等課題。

本書除了與上述2015年的計劃有關之外,另一個直接相關的是“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熱門與前瞻議題”工作坊。在2017年的那次會議,我們邀請了以下學者來討論前瞻議題。計有吳翎君(跨國史)、李毓中(跨文化交流)、陳建守(概念史)、謝仕淵(運動史)、郭忠豪(食物史)、皮國立(醫療史)、洪廣冀(科學史)、李仁淵(書籍史)、潘宗億(歷史記憶)、傅揚(思想史)、林敬智(數位人文:GIS)、徐力恒(數位人文)及筆者(公眾史學)。

有鑒于該次工作坊的回響很好,有必要編撰成專書,好讓更多的讀者認識這些新觀點。因此,在這個工作坊的基礎上,我又另外邀請了一些會議沒討論到的主題,像是感覺史、情感史、性別史與日記研究。

第一部分的主題有感覺史、情感史、閱讀史及新文化史。涂豐恩的文章探討幾個重點,感覺為何有歷史?感覺如何有歷史?如果感覺有歷史,歷史學者又如何捕捉和書寫他們?文中特別提到2011年4月號的《美國歷史評論》,杰伊(Martin Jay)組織了一個紙上論壇,名為“歷史中的感覺”,邀請五位學者,分別就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撰寫研究回顧。這個專號的刊出,代表了感覺史登堂入室,開始受到主流學者的矚目。

王晴佳的情感史文章指出,如果我們承認歷史是人所創造,那么創造歷史這件事,應該也受到情感等非理性層面因素的影響。但當代史學在這方面的關注,實在過于欠缺。這現象從Barbara Rosenwein及Peter Stearns的作品可以看出。王晴佳的文章更認為,20世紀上半葉,史家比較傾向認為思想史的研究能揭示歷史的動因,而二次大戰后,社會史被認為是最好的選擇。這一派學者研究、分析社會的整體演進,將視角伸向婦女、家庭、兒童及許多名不見經傳的群體。因而婦女史、性別史、家庭史和兒童史等流派的興起,都與情感史研究有關。最后作者舉出兩本書當范例,一是李海燕的《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另一本是林郁沁的《公眾激情:施劍翹案和同情在民國的興起》。

閱讀史或出版文化史在歐美歷史研究中不乏佳作,但臺灣這方面的研究較少開展,李仁淵這篇文章相當重要地將這方面的研究特色提點出來,可讓后學者理解這個領域的成果與未來展望。本文的目的不在提供全面性的學術史回顧,而是在試著從近年西方的研究中歸納出幾個重要的課題與觀點,從而討論這些可能讓我們在面對中國史領域時的啟發。最后作者指出四點看法,首先對于文字載體、文本格式與閱讀模式間的互動,是未來中國閱讀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其次,近來發現的新史料如賬簿、刻版、出版者、印坊及同業公會的碑刻、日記及書信,都讓我們得以更細致地探索個人的閱讀行為。第三,在微觀的個案之外,量化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掌握整體方向。第四,不同閱讀傳統之間的比較研究,可以協助我們從習以為常的現象中產生新的視角。

張仲民為近年來中國大陸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推手,他不僅關注歐美史學理論,也進行個案研究,常有開創性新作出版,課題涵蓋從近代中國的醫療的出版文化到商業與醫藥。近些年,中國大陸也興起新文化史譯介熱,但仍存在一些容易引起誤會和爭議的問題。這篇論文對此進行了回顧反思,指出新文化史本身汲取了很多理論成果,這可以讓史家,更加謹慎地對待各種分析框架和研究典范。而在當下的西方,新文化史已經有統攝整個歷史研究領域之勢,它也同更多的相鄰學科發生密切關系,一個新文化史研究的國際化潮流已經出現。但由此也產生了“文化”的定義到底為何及其同社會的關系的問題。

“文化”或許并不能獨立于物質、經濟或社會因素之外而發揮作用,新文化史家必須在文化之外 深化對社會和經濟因素作用的認識。不過,張仲民相當有批判力地認為,目前大家所樂道的中國語境中的碎片化問題,其實是低水平重復的問題,并非新文化史語境中的碎片化問題。當下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實證研究雖然取得一些進展,但總體上看,仍是對外來刺激的追隨和模仿,并非為內在學術理路發展的水到渠成,常有不求甚解的情況,尚缺乏深厚的研究基礎與學術積累,有待改善地方甚多。

第二部分的主題有思想史、概念史、性別史及歷史記憶。傅揚應該是這本讀本中年紀最輕的學者,從英國取得博士學位不久,剛到大學任教,研究古代史、經濟史,尤其對思想史的研究動態有許多鉆研。思想史現在還有人研究嗎?很多人都可能有這樣的疑問。會這樣問即表示這領域曾經風行過,但也有一段時間不太有人再提起這詞匯。透過這篇文章,我們應該會對思想史有新的一番認識。

從二十世紀上半迄今,英語學界的思想史研究有其榮景和低潮,發展過程中遭遇許多大浪與暗流,但可以肯定的是,思想史研究積累的無數成果,已豐富甚而翻轉許多關于過去的理解,未來也將持續為歷史學做出重要貢獻。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行將結束,思想史研究有何可觀的發展或可能趨勢?傅揚這篇論文整理英語學界若干研究實踐和方法反思,捕捉幾個值得重視的近期動態,希望能為對思想史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些觀察和參考,以俾反省、探索思想史研究實踐的各種可能性。

其中,思想史最顯著的一個趨勢就是全球思想史的發展。其核心主張有:一是思想史探討的對象不該受地域與時段所限,應該在全球的范圍中探討不同的觀念與思想傳統。第二種取向是將全球當作是一個連結的整體,探討全球范圍內思想觀念的傳布、交流與互動。第三種為概念化取向。全球作為歷史當事人思考的一個主觀范疇,也催生關于世界的意識或如何思考全球的思想史。

陳建守是臺灣年輕一輩史家對新文化史涉略最深的學者,年紀輕輕就已經編了好幾本當代歐美史家的訪談錄與紹介文章。其博士論文就是以概念史的視角研究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的詞匯與觀念,由他來寫概念史的回顧,最恰當不過。關于概念史的研究,在歐美已經有很豐碩的成果。華文世界的相關研究,雖然剛起步不久,但也頗為可觀,各種實證研究不可勝數。陳建守這篇論文立基于許多先行研究者的介紹,希冀能對此一研究取徑,提供新的面向。在章節安排上,作者首先介紹英語世界針對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生平和概念史的引介與梳理,繼而介紹全球視野影響下的概念史,最后則歸結到柯塞雷克之后的概念史最新研究動態。


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圖片來源于網絡。

衣若蘭這篇文章并非一篇研究回顧,主旨不在對近三十年來中國性別史的研究成果做一歸納整理,而是思考多重因素及其交迭如何有助于闡述中國性別文化史之特性與復雜面向。“交織性理論”相當受歐美學界重視,紛紛提及它作為重要的研究視角及方法論的挑戰,呼吁以之研究性別的迫切性,而華人學界則較為忽視。這篇文章則在這方面提供學界很好的參照點。

潘宗億認為,歷史記憶研究在過去30年來,已經成為學者透過檢視記憶媒介或記憶場所,考察社群集體不斷重構過去意義之認知。在此取徑下,歷史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等學科,發展出集體記憶、社會記憶、國族記憶、庶民記憶與文化記憶等概念。這些研究的核心課題,不僅在于理解社群如何訴說過去,也在探討特定社群如何藉由宗教信仰、政治文化、教育涵化、社會實踐、歷史傳統、象征儀式、紀念機構與空間等,具體化并傳遞集體于“現在”所建構之“過去”的意義認知。作者所探討的重點有:19至20世紀帝國殖民統治時期的記憶與認同建構、戰爭與國家暴力創傷記憶的恢復與轉型正義、教科書政治學,以及國族記憶空間的營造。

第三部分的主題是全球史、跨國史。蔣竹山這篇文章并非全面檢視全球史對當代史學領域的影響,而是嘗試透過近來出版的一些全球史著作,探討全球史帶來的全球轉向的研究特色,并論述這種取徑對于美國史中的歷史書寫有何影響。究竟全球史是取代了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還是二者有所互補,作者認為后者成分居多。

1990年代以后歐美歷史學界興起了研究全球史(Global History)和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風潮,近年來跨國史研究在方法上愈來愈趨成熟。吳翎君這篇文章主旨在探討英文學界在跨國史研究的新趨勢和代表論著,并以跨國企業為主要考察案例,這些新研究成果對于我們研究十九世紀后半葉第二波工業革命發生以后全球企業移動、技術躍升及其關系網絡的全球大交流,提供了一個宏觀背景。從英文學界對跨國史的研究趨勢和實例,或可提供我們移轉于近代中國為主體的跨國史視角,進而激發出新穎的研究面貌。

第四部份的主題為科學史、醫療史及食物史,都與跨學科研究有關。洪廣冀有哈佛大學科學史訓練的背景,雖然任職在地理學科系,但研究仍是歷史取向,為近年來科學史研究新秀,在近代博物學、森林史研究上著力很深。作者認為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史研究者一度堅稱科學知識必定是普世性的、是貫穿古今且放諸四海皆準的。然而,自 1970 年代以來于科學史與科學知識社會學中蓬勃發展的“在地取向”挑戰這樣的說法,進而以一系列精巧的經驗研究,證明科學知識不僅可為社會學與人類學分析的對象,更有其地理學。

洪廣冀的文章主旨在介紹這波持續近半世紀、影響橫跨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與科學技術研究的“地理轉向”。首先,他回顧 1970 年代以降科學史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展,說明科學知識之地方性如何成為研究者關心的重點。進而,討論同時期之地理學者如何響應這波來自學科外對科學之普世性與進步性的挑戰。

第三部分回顧主導此地理轉向的兩類理論取向:(1)由社會學者Steven Shapin與地理學者David N. Livingstone 倡導之將“科學置于其地”;(2)挑戰社會與自然之二元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結論則總結此地理轉向系如何再形塑研究者對科學知識的定義,并簡述全球論者、后殖民主義者與后結構主義者對此轉向的批評。

皮國立為近年來中國醫療史研究的青年學者,論著甚豐。這篇文章依據近六年(2011-2017)的中國醫療史著作為分析范圍,希望能從研究回顧中,既書寫這門學術的歷史,也為整個研究的創新,提供一些個人的觀察與建議,希望能對未來的研究者有所幫助。作者認為學術研究之回顧,還是必須要有主體性,故先以臺灣為主、擴展至東亞,再及于西方,比較能夠聚焦,不致流于泛泛之論。“中國醫療史”范圍是跨越朝代的通貫歷史研究分析,以一篇文章來論述已嫌吃力。中國以外東亞其他國家的醫療史,礙于篇幅,無法一一細論。至于臺灣的醫療史研究,有不少是基于臺灣史為出發的分析,也很有意義,但基本上本文還是以中國醫療史為主,臺灣醫療史還有待另文梳理。

郭忠豪受歐美史學訓練,博士論文研究明清的食物史,近來研究則擴展至近代東亞的食物史范疇,研究成果中常可見到當代歐美食物史研究最新動向及與外國學人的對話。這篇文章回顧近來西方學界如何對中國與日本食物進行研究,并分析其研究方法與重要論點。西方學界對中國食物的興趣來以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為主,前者透過“中國食物”的研究了解海外華人的離散性(diaspora)、菜肴變遷與飲食認同,后者透過“中國食物”的研究分析食物與祭祀、養生、宗教、飲食哲學以及區域性飲食的形成。西方學界也關注到日本的食物研究,討論議題包括日本的傳統飲食、近代飲食現代化以及中日飲食文化的交流。除了討論中國與日本食物的研究方法與論點,本文也提供中國食物未來研究的重點與方向。

第五部分的主題是數字人文、新史料與歷史研究。徐力恒及王濤兩人近年來在歷史數字數據庫上做了許多努力,像是“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據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兩人的這篇文章主旨不在介紹數字資源和工具,類似介紹在網絡上已相當普遍。他們希望思考的是“數字轉向”如何在宏觀層面拓展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又或在微觀層面改變歷史學者的工作方式。為了避免流于浮泛,作者在文中將從歷史學者作為獨立研究者,以及團隊項目參與者兩個維度,結合中國史與外國史兩大研究領域,具體闡述數字人文研究在當代史學研究體現的特點和內涵。

林敬智本文以國內外大體趨勢為主軸,介紹歷史學者可以使用之相關資源,包括各個學術機構、網上資源。作者提到,哈佛大學包弼德Peter Bol與復旦大學葛劍雄和滿志敏合作CHGIS(Chinese Historical GIS)計劃,便是在上述幾位國外學者的基礎上,以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作為基礎所建立的。其后哈佛大學還在2005年成立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由包弼德擔任第一任主任,與此同時發展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據庫(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 簡稱CBDB)便與CHGIS相互連結,發揮更大的效果。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圖片來源于豆瓣。

在新史料部分,許雪姬的文章討論臺灣日記研究,就日記的取得、典藏、授權,日記數據的特征,日記的研究與日記研究現況等四部分進行論述。作者認為日記除了是研究日記主的頂級資料外,對于生活史、家族史及婦女史研究頗有幫助。日記數據提供了平民(包括菁英)觀點的歷史素材,這些有別于殖民者、統治者的觀點。

就我而言,日治時期的日記與報刊資料提供了我們觀看日治臺灣的日常生活史的絕好例證。無論是全球史、感官史或城市日常生活與消費文化,過往所關注的大多是世界史或中國史,透過近來的一些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如何書寫物的臺灣文化史仍有許多可以深入探討的地方。正是這種強調跨界、跨區域、全球史及物質文化的視角,提供我們很好的方法論基礎去思考物的臺灣文化史的寫作。

在此研究脈絡上,無論處理的是鐵道、博物館、旅館、料理店,亦是自行車、味素或收音機,都不再只是單純的日治臺灣物的文化史書寫,背后還隱含東亞的消費社會發展下的帝國、商業、技術與各種人群移動。近來日記研究不限于臺灣,日本學界也有許多日記文化的研究參考,例如田中祐介編的《日記文化から近代日本を問う》(笠間書院,2017)。

結論

西方學界習慣每十年就有一次學術的回顧與討論,例如美國歷史學會曾主持過2000年至2010年的回顧討論會,之后由Eric Foner 及Lisa McGirr編出American History Now(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相當值得我們參考。有關法國年鑒學派的回顧,讀者可以參考《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商務印書館,2016),以及《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2014》(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這本《當代歷史學新趨勢》應該是近年來的第一本較為全面的在臺灣談當代史學新趨勢的專書。有關當代臺灣歷史學研究趨勢的著作不多。


王晴佳教授的《臺灣史學五十年》,圖片來源于豆瓣。

較早的一本是華裔美籍史家王晴佳教授2002年于麥田出版社的《臺灣史學五十年》,書中探討了1960-1987的科學史學、1987-2000年解嚴之后的臺灣史學。之后在2017年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增訂版,書中增加了2000年之后臺灣史學的趨向。我自己在2012年,則寫過《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五南,2018增訂版)。

此外,《想想歷史》也很值得讀者參考。這本書的前半部在思索歷史學在近十年如何的改變,這表現在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新的空間和新的物體。作者探討的問題有:我們寫的是誰的歷史,以及如果我們跳脫國家空間的框架來思考歷史,會發生什么改變?以及歷史學受到新方法的影響后,各領域有了哪些變化?后半部則圍繞著歷史學引起內外部爭議的三種方式。

除了歐美學界的趨勢探討外,日本學界近年的幾本新作,也可以看出他們對當代史學發展的檢討。例如歷史學研究會編的《第四次現代歷史學の成果と課題》(2017),共三冊,主要回顧2001年至2015年的日本史學界發展,三冊主題分別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歷史學、世界史像的再構成、歷史實踐的現在。類似主題還有:歷史學研究會編,《歴史學のアクチュアリティ》(東京大學出版社,2015)。歷史學研究會編,《歴史を學ぶ人々のために―現在(いま)をどう生きるか》(2017)。大阪大學歷史教育研究會編,《史學會125周年リレーシンポジウム2014:教育が開く新しい歴史學》(山川出版社,2017)。在全球史方面,日本東京大學的羽田正教授也出了幾本趨勢研究的書,相當值得參考。羽田正,《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可能性》(山川出版社,2017)。羽田正,《シリーズ?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グローバル化と世界史》(東京大學版社,2017) 。

《當代歷史學新趨勢》中的16篇文章,雖然各自關懷的主題不同,但仍可看出一些共同的地方,像是都多少受到全球史的影響,發展出全球史的相關議題。然而,一本趨勢專書可收錄的篇章有限,仍有許多未列入但值得探討的課題,例如圖像史學、物質文化史及藝術史等主題,期待日后有機會增補,或另出一冊專門討論。


(蔣竹山:臺灣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明清醫療文化史、當代西方史學理論、新文化史、全球史。本文節選自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本文經授權轉載壹卷YeBook【壹卷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下屬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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